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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俄语界,李越然是位著名的翻译家。1949年8月至1965年5月,他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陈毅、薄一波、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见证了新中国与苏联从结盟到破裂的全过程。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

得到师哲的欣赏,被调到中央编译局

1927年,李越然出生在黑龙江省嫩江之滨的昂昂溪,距齐齐哈尔市不到25公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经过这里的中东铁路归苏联管辖。"九一八"事变后,中东铁路被日本占据。李越然的父亲李芳中,自幼学习俄语,毕业于旅顺口俄国中学,后来在中东铁路昂昂溪交涉局当翻译。李芳中对十月革命有一定的了解,思想上亲苏反日,与一些苏联地下工作者有来往,后来成为苏联的情报员。在这种环境影响下,李越然从4岁起就会说俄语,上中学时开始协助父亲做情报工作。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宣布对日本作战。10月,李越然被苏联红军送到西伯利亚赤塔州学习军事和情报技术。经过近半年的学习和考验,他成为苏联红军的正式地下情报员。1946年4月,李越然回到家乡,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学生的身份作掩护,同父亲一起为苏军做情报工作。4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齐齐哈尔。4月28日,又占领了哈尔滨。苏军撤退回国后,李越然停止情报工作,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学习。

1948年3月,李越然从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担任翻译和《苏联介绍》杂志编辑。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东北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5月,苏联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请求,开始派出大批专家来华指导经济建设。6月,李越然奉调到东北铁路工程总局担任俄语翻译,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和生活。10月,他被调到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办公室,担任主任俄语翻译。

1949年5月,李越然被调到沈阳铁路局局长办公室任翻译科长兼沈阳铁路局中苏友协秘书。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回国途经东北,以科瓦廖夫为团长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代表团(简称"苏联顾问团")随行,副部级以上干部和工程师多达200余人。东北局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充分准备,抽调李越然担任翻译。

欢迎苏联顾问团的大会在东北局专家招待处礼堂举行,主席台上坐着刘少奇、科瓦廖夫、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人。高岗首先讲话,赞扬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设的帮助。高岗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才忽然意识到需要翻译给苏联客人。李越然全神贯注地听高岗讲话,脑子里已经形成译案,马上准确地翻译出来。接着,科瓦廖夫从中苏友谊的历史和传统、斯大林决定挑选最优秀的专家顾问援华讲起,声情并茂,热情洋溢。最后,刘少奇谈到中国革命面临全面胜利、面临要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表达了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慷慨援助的感激之情。李越然第一次担任大会翻译,虽然有些紧张,但凭借扎实的俄语基础,仍出色地完成了大会翻译任务。

1949年8月下旬,苏联顾问团经过在东北的短暂停留,到达北平。李越然继续担任翻译工作,也跟随他们到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在即,与苏联的交往频繁,十分缺少俄语翻译人才。李越然在接待苏联顾问团中的出色表现,使随同刘少奇访苏的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大为欣赏。在他的要求下,李越然从沈阳铁路局调入中央编译局,但工作岗位仍然在苏联顾问团总部,为科瓦廖夫和苏联高级顾问当翻译。在苏联顾问团总部工作的中国翻译有三人,李越然是主要翻译,工作主要涉及经济领域。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科瓦廖夫陪同。之后,科瓦廖夫再没来中国,伊万·瓦西里耶夫·阿尔希波夫接替他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1958年,阿尔希波夫回国,苏联顾问团副团长弗明接替他的职务,直到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阿尔希波夫对中国友好,指导过新中国许多大型工厂和工程建设,后来曾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李越然同阿尔希波夫接触较多,感情很深,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保持着联系。

(责任编辑:王新玲)

每逢与苏联有关的重要外事活动,总要调李越然担任翻译

在苏联顾问团总部担任翻译期间,李越然有了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常见面的机会,他的翻译水平和工作作风得到了信任。从此以后,每逢与苏联有关的重要外事活动,总要调他担任翻译。再后来,他的人事关系调入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1954年3月,李越然接到通知,随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担任俄语翻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当时,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虽已签字,但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美国加剧远东地区紧张局势、顽固地与新中国为敌,但它的盟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有所顾虑,不再愿意无保留地支持它。

在此背景下,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朝鲜、韩国商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成员有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工作人员约200人。苏联是中国的主要盟友,对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为争取会议主动权,中苏两国代表团对许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事前磋商,达成共识。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除中间休会外,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周恩来就朝鲜半岛问题作过六次大会发言,就印度支那问题作过三次大会发言,并代表中国政府两次提出重要建议。无论大会发言,还是会下磋商,李越然都是俄语主译。莫洛托夫口吃,特别是俄语字母"C"(斯)发音经常成为障碍,翻译时需要仔细辨别,但李越然每次都能翻译得很准确。

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李越然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当时,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之后,"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尚未平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一片震惊、动荡甚至混乱,中国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沟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着重介绍苏共二十大,强调反对个人迷信的意义。

彭真不便当面同赫鲁晓夫争论,但是在工厂演讲时抓住机会畅谈了斯大林的功过问题。在列宁格勒机器制造厂,彭真对工人们讲,斯大林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所作的贡献不可磨灭,在卫国战争中领导和团结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功不可没,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令人难忘。他还讲,斯大林犯过错误,但他的功劳是主要的,应该公正评价。彭真讲得很真切,李越然翻译得也十分动情,工人们听得非常认真,场内鸦雀无声。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彭真热情地赞扬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阐述了对议会民主的看法。在罗马尼亚,彭真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强调了中苏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团结的重要性。

彭真的演讲,有理有据,感情充沛,得到广泛响应。这些演讲涉及的范围宽广,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还有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翻译难度大。李越然及翻译组完成任务,不仅凭借过硬的翻译能力,而且还在于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的充分了解,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有时也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这就需要灵活处置了。

在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时,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这一刻,全场都怔住了。在这种场合,一般都是代表团团长讲话,像章伯钧这样站起来表示有话要讲,在国际政治活动场合是很少见的。他接着说:"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

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有些吃惊,没想到章伯钧会在这种场合讲出这种话。接着,全国人大代表、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也要求发言,希望赫鲁晓夫谈谈"对世界和平展望的问题"。这些发言及所提出的问题非常意外,超出了中国代表团的计划和预案。李越然根据会场形势的发展,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很快同代表团共同消除了意外出现的尴尬场面。1957年1月,由于周恩来访问苏联,李越然奉命从保加利亚赶到莫斯科担任主译,中断了随同彭真的访问。

(责任编辑:王新玲)

每逢与苏联有关的重要外事活动,总要调李越然担任翻译

在苏联顾问团总部担任翻译期间,李越然有了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常见面的机会,他的翻译水平和工作作风得到了信任。从此以后,每逢与苏联有关的重要外事活动,总要调他担任翻译。再后来,他的人事关系调入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1954年3月,李越然接到通知,随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担任俄语翻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当时,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虽已签字,但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美国加剧远东地区紧张局势、顽固地与新中国为敌,但它的盟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有所顾虑,不再愿意无保留地支持它。

在此背景下,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朝鲜、韩国商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成员有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工作人员约200人。苏联是中国的主要盟友,对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为争取会议主动权,中苏两国代表团对许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事前磋商,达成共识。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除中间休会外,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周恩来就朝鲜半岛问题作过六次大会发言,就印度支那问题作过三次大会发言,并代表中国政府两次提出重要建议。无论大会发言,还是会下磋商,李越然都是俄语主译。莫洛托夫口吃,特别是俄语字母"C"(斯)发音经常成为障碍,翻译时需要仔细辨别,但李越然每次都能翻译得很准确。

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李越然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当时,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之后,"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尚未平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一片震惊、动荡甚至混乱,中国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沟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着重介绍苏共二十大,强调反对个人迷信的意义。

彭真不便当面同赫鲁晓夫争论,但是在工厂演讲时抓住机会畅谈了斯大林的功过问题。在列宁格勒机器制造厂,彭真对工人们讲,斯大林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所作的贡献不可磨灭,在卫国战争中领导和团结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功不可没,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令人难忘。他还讲,斯大林犯过错误,但他的功劳是主要的,应该公正评价。彭真讲得很真切,李越然翻译得也十分动情,工人们听得非常认真,场内鸦雀无声。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彭真热情地赞扬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阐述了对议会民主的看法。在罗马尼亚,彭真充分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强调了中苏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团结的重要性。

彭真的演讲,有理有据,感情充沛,得到广泛响应。这些演讲涉及的范围宽广,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还有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翻译难度大。李越然及翻译组完成任务,不仅凭借过硬的翻译能力,而且还在于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的充分了解,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有时也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这就需要灵活处置了。

在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时,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这一刻,全场都怔住了。在这种场合,一般都是代表团团长讲话,像章伯钧这样站起来表示有话要讲,在国际政治活动场合是很少见的。他接着说:"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

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有些吃惊,没想到章伯钧会在这种场合讲出这种话。接着,全国人大代表、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也要求发言,希望赫鲁晓夫谈谈"对世界和平展望的问题"。这些发言及所提出的问题非常意外,超出了中国代表团的计划和预案。李越然根据会场形势的发展,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很快同代表团共同消除了意外出现的尴尬场面。1957年1月,由于周恩来访问苏联,李越然奉命从保加利亚赶到莫斯科担任主译,中断了随同彭真的访问。

(责任编辑:王新玲)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让李越然听起来相当吃力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访问苏联,李越然随同担任翻译。毛泽东任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宋庆龄任副团长。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杨尚昆以及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等。访问的目的是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为了保证翻译工作顺畅,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出发前特意安排李越然与毛泽东接触,熟悉他的言谈特色和生活习惯。毛泽东风趣幽默,语言生动,但是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对于在东北长大的李越然来说,听起来相当吃力。李越然抓紧时间向湖南同志学习方言,观察毛泽东的语言特点,掌握他的演讲规律。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夜间工作习惯,解放后也没有改变,同正常的作息时间完全相反。李越然经历过战争年代,适应能力强,加上工作压力大,夜间工作的习惯也很快养成了。没想到,这种特殊的作息方式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毛泽东很有个性,不喜欢循规蹈矩,李越然需要随时根据情况与苏联方面沟通。从北京出发前,毛泽东要求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商量,最好取消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仪式。李越然到苏联大使馆反复解释,尤金认为这不符合外交礼仪,最后未能取消。快到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不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讲,杨尚昆说这不符合惯例,还是讲几句好,并呈上已经拟好的讲稿。毛泽东最后同意讲几句,但表示要脱稿讲,临场发挥。由于准备的翻译稿用不上,李越然只好随着毛泽东的思路现场翻译,发挥了临机处置的能力。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多次会谈,交换意见,内容涉及如何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宣言、关于现代战争和物质生活、关于核武器、关于苏联专家、关于以苏联为首等问题。李越然作为首席翻译,不但要作现场翻译,会谈后还要对文稿进行校译,经常顾不上吃饭和睡觉。由于年轻,精力旺盛,工作质量高,他一再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访苏期间,毛泽东到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讲这些话时,李越然就在他的身旁,感到十分振奋。这次访问苏联,是李越然近距离、长时间跟随毛泽东的一次,给他留下终生记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外界交往最多的是苏联,李越然随团出访十分频繁。1960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典礼,并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李越然随团担任翻译。1961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李越然随团担任翻译。

代表团所到之处不仅有鲜花和笑脸,也有冷遇和唇枪舌剑,许多情况是意想不到的。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对苏共指名道姓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表了不同意见。周恩来的发言受到苏共代表大会的指责,中国代表团为了表示抗议,决定提前回国。在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李越然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准确地翻译了中苏两党各自的观点。李越然随代表团回到北京时,毛泽东率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表示支持中国代表团的立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中央领导人出访还是接待客人来访,无论争取经济援助还是军事合作谈判,无论党内高层会晤还是社团交流,几乎都有李越然在场。他新中国首席俄语翻译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阎明复曾评价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新中国的俄文翻译界中",李越然的翻译水平"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他相匹敌的"。

(责任编辑:王新玲)

遭遇不公正的待遇

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而中国的心脏中南海已是风雨满楼。李越然生长在与苏联情报部门联系密切的家庭,到苏联接受过培训,参加革命后在高岗身边工作过,这些都对他不利。因翻译工作接触苏联领导人,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年代也成了他的污点。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李越然被突然调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务部副部长,理由是他"与苏修高级领导层有千丝万缕关系"。

从中南海调出,如果不是升职,通常就是犯了错误。但是,李越然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个人服从组织,不能同党讨价还价,他只能默默转换工作岗位,心情十分黯然。在办理调动手续时,李越然在中南海遇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关切地问:"小李,好久都看不见你,你在忙什么呢?"李越然满腹委屈却说不出口。没想到,这竟是他同周恩来的永诀。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李越然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卷入了这场运动。1967年12月5日深夜,学校一伙红卫兵强行将李越然带走,并阻止他同家人告别。楼下停着一辆敞篷卡车,20多个红卫兵站在车旁等候,七手八脚地将他推上车。然后,汽车开往东四十一条,把他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多年以后,李越然才知道,把老干部交给北京卫戍区,其实是周恩来不得已而采取的保护措施。这样做,既可以配合组织将所谓的问题调查清楚,又可以暂时与混乱局面隔绝,防止被造反派迫害。北京卫戍区的看守所有多处,李越然先后被关押在公主坟、蒋宅口等地。在这些地方,他曾见到过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人。

李越然被突然带走,犹如失踪,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被关、命运将如何,母亲、妻子、儿女更不知他的死活。直到两个多月后,有人通知李越然的家人准备一些换洗的衣裳被褥,家人才知道他还活着。由于李越然被关押,老母亲天天坐在窗前盼儿归,精神恍惚,备受煎熬。每当过年时,她总会问:"今年他能回来吃年夜饭吗?"妻子张曼华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心力交瘁,落下一身病。大女儿背着"父亲的包袱"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女儿受牵连迟迟不能加入共青团,小小的心灵受到摧残。看守所内外,一家人同受折磨,度日如年!

在看守所,面对反复的提审,李越然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家庭出身、工作经历。面对没完没了的交代,他被迫深挖思想根源,进行自我批判。但是,面对无法推脱的揭发报告,他一般论事不论人,实在无法过关时就从报纸上抄一些内容交差。几年下来,出看守所时,他的"交代材料"竟然有四五十万字之多。

(责任编辑:王新玲)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开始降温,逐渐认识到极左错误的危害。此时,毛泽东经过反思,也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不足甚至错误,感到有些干部受了冤屈。因此,他在一些公开场合表示要纠正错误,要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1974年8月,毛泽东说:"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仍然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8月6日,李越然被告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文,你从今天起自由了。"

经过短暂的休息,李越然回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教学不正规。李越然被分配到教学改革组,带领学生下乡"开门办学"。1974年11月,他被任命为教改组组长。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李越然的政治生命迎来了春天。中共北京市委为他平反,并肯定了他多年来在外事翻译工作中作出的成绩。1978年底,教育部任命他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李越然担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后,还时常给俄语专业的学生上口语课。他既按照教材进行,又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解提高口语的技巧。他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外语,还要重视公共课的学习,比如汉语、历史、地理、国际政治等。他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翻译为例,介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根据他的意见,学校开设的必修课、选修课非常多,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他还请来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俄语专家赵洵、舞蹈家陈爱莲等人授课,使师生耳目一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科学、民主的春天乍暖还寒的时候,他的这些见地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李越然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中国翻译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经常应邀作演讲或撰写文章,十分忙碌,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每天,李越然仍像当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边工作一样,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少休息。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极大地损害了李越然的健康。在最后的几年里,他不得不经常同医院打交道。他是多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这是他最大的痛苦。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影响李越然的工作热情,他抱病完成了《中苏外交亲历记》、《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等回忆录。

在几十年的外事工作中,李越然结交了许多俄罗斯朋友。离休之后,他依然积极参加增进中俄人民友谊的活动,受到中俄两国政府的褒扬。1995年5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他"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奖章;1999年10月2日,中俄友好协会授予他"中俄友谊"奖章;1999年10月5日,俄中友好协会授予他"俄中友谊"奖章。

2003年7月10日,李越然因病去世。7月15日上午,李越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兰花厅举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央编译局、中俄友好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欧美同学会等单位敬送了花圈或花篮。阎明复、齐怀远等领导,中国驻俄罗斯前大使王荩卿、李凤林,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罗高寿,外交界名流,俄语界前辈,以及他的同事、亲友、学生等,前来送上花圈,瞻仰其遗容。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周恩来生前的卫士长,外交界名人王海容、唐闻生等也送了花圈。告别厅里播放的凄婉的京胡独奏,为李越然生前最爱。李越然极具音乐天赋,离别人间的形式也是别具一格。

(作者刘志青,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曾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从师于李越然先生。毕业后,与李越然先生过从甚密,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一书的撰写。本文主要依据对李越然先生的接触了解,并参考了李越然先生所著的《中苏外交亲历记》一书。)